紀念曾經的香港
飛機開始下降的瞬間，我開始向舷窗的方向看去，坐在我旁邊的人往往會有意或者無意的擋住我的視線。自從洲際航線變成生命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開始，我就再也不選窗邊的位置了，總是覺得在需要走動的時候偷偷的跨過人的身體是一件羞恥極了但又無可奈何的行為。人類很多時候恐懼都來自於所謂不可控。我覺得很多人對于飛行的恐懼可能也來自於此。
我曾經想，如果飛機下降的時候，機艙中響起Beatles的Norwegian Wood，會不會緩和這種有些窒息的緊張感和未知感呢？後來轉念一想，又覺得在亞洲文化里這首歌很大程度上和村上春樹的鏈接，或許會帶來一些不必要的憂鬱感，似乎還是平和一點的好。
這時飛機上開始播放香港移民局關於個人能攜帶的免稅煙酒量的注意事項以及強調報關的重要性的宣傳片。中英粵語循環播放，顯得不那麼煩人了。本來不那麼明顯的異域感，倒是因為粵語被強化了不少。
飛機落地的瞬間，就能聽見安全帶被解開的咔咔聲，即使廣播中一再重復著「請大家保持安全帶系好直到飛機停穩」。或者是停穩後，大家一股腦兒的站起來，爭先恐後離開飛機。
我們對於秩序的理解往往驚人的虛偽。當我們成為秩序的受益者時，我們崇尚秩序，但當我們被秩序所阻擋的時候，我們會尋找一萬個理由去論證這個秩序是多麼多麼不合理的存在。當這種認知上升到一定高度的時候，或者變成一個集體的共有認知的時候，這種虛偽性就顯得不那麼明顯或者非常好的隱藏了起來。
我坐在原地，看著周圍的人都走出了機艙。這種時候，會有一種無奈的孤獨感。這種孤獨感並不是因為我孤獨，而是因為我選擇了作為一個單獨的個體，來「客觀」的看待這一切。當然這只是我想象中的客觀。畢竟這是基於我的價值觀的所謂「客觀」。
思緒還沒有連成一線，就已經來到了M+：準確的說，這裡還是一個美術館雛形的工地。甚至前往M+的過程都略顯複雜——從西九龍地鐵站出來後，在一個非常隱蔽的角落，你會找到定期的前往M+的免費擺渡車。繞過了一片類似工地的屏障之後，在一個看似非常有未來的大型建築工地停了下來。這就是你現在能夠看到的M+。
作為香港當代藝術和文化的先鋒，M+承擔了西九龍文化中心建設類先驅的角色。有趣的是，香港作為政治意義上的中華文化圈為數不多的真正自由民主之地，卻在一直以來缺乏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藝術場館（儘管中環已經被各種商業畫廊佔據，而且每年的巴塞爾也依然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我不知道M+對於自身的定位是否也考慮到了這一層，這在展覽的小冊子中，有一定的反應：「我們冀以香港中西薈萃的歷史特色為基礎，從身處的斯時此地出發，為二十一世紀亞洲創立一座別樹一幟的新型博物館」。可見香港對於自身文化藝術的定位還是遠遠大於中華文化圈的，甚至是脫離中華文化圈的。正是這種獨特的文化形態，促使M+在《南行覓跡：M+藏品中的東南亞》一展中有著得天獨厚的話語權優勢。
畢竟東南亞的歷史，很大程度上是殖民與反抗殖民，擺脫殖民以及所謂的後殖民時代的歷史，換一個角度來說，也就是身份認同和國民歸屬的歷史，很大程度上也就是香港的歷史。這個關於身份和歸屬的問題，貫穿於整個展覽的策展核心。正如兩位策展人，姚嘉善及王蕾，在序言中提到的，「東南亞」這個概念就是一個非常值得商榷的概念：雖然在所謂國際公認的概念中，東南亞地區泛指中國以南，印度以東的一大片地區。但是如果仔細對這個區域的形態進行分析，就會發現「雖然東南亞國家在地形、氣候、政治、語言、宗教上不無近似之處，但多元的文化背景，讓人難以宣稱這是個存在於固定疆界內、擁有共同身分或統一歷史的地方」。最明顯的對比就是雖然中東也是一個近代才產生的地緣政治概念，但是其文化和語言以及身分的相似性就比東南亞統一得多。也因此整個展覽中，對於所謂「東南亞」的概念的探討和認定以及反思發人深省。從某種角度來說，整個展覽的政治意義遠遠大於其藝術意義。同時也給我們（至少是我作為一個展覽的參觀者以及一個策展人）提出了關於身份認同如何能夠在更廣泛的基礎上和大家產生共鳴提供了一些參考。
當然，必須要說的是，能夠成功的策劃一場和本地公眾有文化共鳴的展覽，現在是越來越難了。尤其是當大部分文化藝術機構都以所謂的訪客數量以及媒體曝光量來衡量一個機構或者展覽成功與否的情況下，大部分的展覽都變成了當紅（或者不當紅的）藝術家變賣自己作品的展場。Théophile Gautier關於L’art pour L’art的宣言並沒有拯救藝術圈。相反的，倒是更讓大家感受到似乎藝術家光靠藝術活不下去的現實了。
《南行覓跡》是否是一次成功的展覽，我不能妄言。但是從整個策展的語言上來說，我覺得整個展覽至少是一次試圖和本地公眾的一次和解和對話。
南行覓蹤裝置現場圖
整個展覽從Conditons of Place出發（策展團隊給的中文名稱是在地脈絡），意在通過當地的日常生活的細節，來表現當地的文化或者藝術特徵或者身份特徵。然後穿越文化領域探討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權，最後落腳點在國際以及跨文化的認同上，突出了東南亞作為不同文化和國家之間的一種巧妙的熔爐感，同時又反思了香港作為東亞最早的對外開放港口之一，對於當地以及整個東亞的文化多元性的推進以及反噬。
例如藝術家載昆寧，雖然作為新加坡人有著強烈的自豪感，但卻試圖探尋究竟什麼才是真正意義的新加坡原住民，又或者這個種群是否真正意義上存在。他通過周遊印尼的廖內群島（RIAU），大小約3200個島嶼，來發掘所謂Orang Laut（馬來語所謂「海人」）的生存狀態。這其中對於「海人」們和自然的關係，以及同新加坡城市化發展以及新加坡同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周邊國家的微妙關係的變化，都有著深刻的探索。值得一提的是，雖然作品本身是通過影相來表現，但是藝術家用鋼筆和鉛筆繪制的新加坡版圖，從某種程度上表現了當代「海人」們的生存領域和生存狀態。
柬埔寨藝術家Sopheap Pich通過看似民俗的手工藝品，穿插了大量的膠合板和金屬線於其中。簡單的手法，直觀的表達了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狀態下的形態。也是一種對於城市景觀變化多端的感嘆。
整個展覽中，我個人最喜歡的作品是越南螺旋槳小組的單道影相The Living Need Light, the Dead Need Music(生者要光，死者賞樂)。可惜的是，文字的表現力如此的無力，我完全無法通過簡單的敲擊鍵盤來復原整個作品的張力。作品從一個易裝的表演者入手，切入到南部越南的一些葬禮的禮儀，其中包括莫名其妙噴火吞劍或者是訓蛇的雜耍，也包括一些說不清到底是陰間還是陽間的昏昏暗暗的地下非主流人群。整個作品配樂非常精彩，加上剪輯也比較有特色，配合鏡頭以及魔幻主義的視覺效果和穿插其中的紀錄片剪輯，非常的震撼。
南行覓蹤現場圖
說來說去，作品的背後還是對於在地文化多被貶低為「低俗」文化的一種無奈感。這在很多文化中都有表現。被法國殖民過的越南如此，被英國殖民過的香港如此。即使是在沒有真正意義上被殖民，但是深受當代西方影響的中國大陸，亦是如此。大家對於在地文化，多以一種比「通俗文化」更低的標準去衡量，這不得不令我們反思。
離開M+的時候，一名志願者過來做調查問卷，問我覺得展覽怎麼樣雲雲，我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我的想法。他很訝異我對於展覽的某些作品有如此的見解，問我是不是在相關領域工作。我就說，其實好的展覽在很大程度上能和不同領域的人引起共鳴，不僅僅是藝術工作者。
《南行覓跡》作為一次展覽的嘗試也好，作為一次發聲也好，無論怎麼看，都有一種香港在1997年之後對於自身身份不認同以及嘗試認知和認同的陣痛感。這種陣痛感大概只有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才能理解。我記得有一個朋友告訴我說，他媽媽在1997年之前為了避免不可預知的事情發生，就決定移民加拿大，但是同時保留了她自己的英國護照（不是英屬領地護照）。後來等他快上大學了要回到香港的時候，就發現再換那時候的香港護照就變得異常的困難了。他說從骨子裡他還是覺得自己是香港人，不覺得自己是英國人或者加拿大人，但是他又不是現在的香港人。我只是在一旁坐著，然後看著他時不時的望向窗外的車站，然後無奈的嘆了口氣。
Somewhere in China by Ding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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